第一百八十五章——芝龙文化源(1/2)
既然说到了文化的巨大作用,偏偏皇帝又制止了自己,李际期无奈继续前面“闽中风土人文”的话题,好在并未离开“文化”范畴多远,也算是对自己的些许安慰。
“皇上,宋征舆任职福建提督学道多年,故而对闽中人文多有了解。据他说,福建,尤其是同安王原籍闽南一代,经宋明两朝五百年‘以文化之’,其教化风貌已自成一派。”
“哦?如何自成一派?”看得出来,福临对此很感兴趣。
更感兴趣的是弘毅,他想好好听听,李际期是如何附议自己关于闽中士子民人“推崇‘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的‘商儒之道’”的观点的。论证好这个观点,就可以说明对于郑芝龙,用在哪里,防在何处了。
“皇上,闽南文化自成一派,有五处‘并行不悖’可查。”
“一者,‘远儒’与‘崇儒’并行不悖。此乃闽南地处偏僻所致。两宋以前的福建,相对于中原腹地,实在是未臻开化的蛮荒之地,闽越之人又多出海谋生,不事稼穑,缺少礼教。两宋以来,福建的礼教逐渐兴起,积数代传衍而至朱熹,福建从‘远儒’的蛮荒之地变成‘崇儒’的理学之乡。朱熹过化闽南,以泉州收获最丰,极口赞誉泉郡人文鼎盛,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由此可见一斑。”
李际期的第一条恰好应和弘毅所说的“郑芝龙虽为海贼,却知书达礼”!
“二者,‘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不悖。”
“农耕稼穑尤重安土,闽南使然。但其域内地薄,物产匮乏,民人不能自足,久而久之。动辄迁徙之风兴盛,又以海渡南洋为最。前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佛郎机人于吕宋冤杀华民两万余,多为闽中侨民。”
李际期突然说到了西班牙人对马尼拉华人的第一次大屠杀,弘毅心中一紧,急忙煞有介事的插话道:
“两万华民之巨?”
“皇二子,此事不差。”李际期点头称是。却毫无怜悯之意。
“故明朝廷如何能坐视不理?”小玄烨明知故问。一脸惊愕!
“皇二子有所不知。”此时说话的却是胡世安。
“前明朝廷对这件事的处置,却是颇为有礼有节的。臣奉旨编修《明史》而知:前明万历三十二年十二月,议上,帝曰:‘嶷(张嶷[1])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胡世安背诵了一段史料,接着说:
“据此看来,万历帝既指明了那些擅自出海的刁民死有余辜,又斥责了佛郎机人擅杀商民。可谓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你奶奶个熊呀!——弘毅正要反驳。却听到福临插话:
“如此说来,万历还算体恤那些刁民了。”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认可。
弘毅无语了!两万华人的生命就这么不值钱?你们就这么冷漠?迫于形势,弘毅没办法像以往一样把会议转入这个冰冷的话题,但却打定主意。后面找个机会一定要扭转福临和朝局的观点!
“李大人,玄烨无礼了。您请!”弘毅提示李际期继续。
“际期谢过皇二子。闽南民人远逸海外,多是经商贸易。但‘安土重迁’则化为远离故土的他们对‘敬祖认宗’的看重,尤以海外华民家资充盈之后,往往还要远涉重洋返回故里,祭祖认宗,修谱续世为盛。”
这一条正好也对应了郑芝龙“背井离乡”,最终却要“荣归故里”的行为,弘毅带头首肯。
“臣所言之三者,乃是‘任劳任怨’与‘冒险犯难’的并行不悖。”
“中原移民南入福建而抵闽南,由地力颇丰的良田而至末臻开发的蛮荒,须坚韧勇毅、勤俭拼搏才能立足。但其地民风尚在教化不足、法令不行,闽南之人逐渐养成了好逞‘一已之勇’的性情,久而久之,其民风日益强捍。而法令不行,可供逐利谋私者钻营。”
太好了,这一条再次对应郑芝龙敢于在海上和老东家荷兰人“以硬碰硬”!
“四者,乃是‘文化守成’与‘兼容包蓄’的并行不悖。”
“闽南濒海。宋元开始,迄及我朝,西人纷至沓来,闽人过番南洋,故而孔孟之道与西人诸学多有交汇折冲。但闽南文教仍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只是将西来异质包容兼蓄罢了。”
这一条说明了郑芝龙皈依西教并非“数典忘祖”,而是大势所趋,颇被汤若望受用,他于是一反常态,率先点头。
作为耶稣会教士,“上层路线”就是要在尊重中华固有文明的前提下,寄希望于西方文明、特别是宗教文化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中华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确保其生存。这一点,与方济各会截然不同,所以才能被明清两代朝廷所允许和接纳。
“五者,‘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并行不悖,恰恰就是皇二子适才所言的‘商儒之道’。”李际期也不搭理台阶上汤若望的欢喜,继续说着自己的。
“只是,臣以为,闽南民人向以肝胆尚义、待人以信、慷慨乐施、好打不平为荣,此乃儒家君子之风与侠义精神的衍化。此风也延及舍本逐末、无商不奸、无奸不富的为商之道。然而与此有别的是,闽南商风受儒学教化颇深,寻求‘以义化利’,海商获利之后,往往以乐善好施、回报乡梓来使义利—致。下臣以为,此处正是皇二子所言的‘商儒之道’,不知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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