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颜往事第6部分阅读（1/1）

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4)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今天，四季剧团要继续通过《李香兰》的公演，告诉21世纪的主人翁们那段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

上海情感——许广平(1)

上海的女人广义上可以分为两种本地女性和融入上海的外地女性。相对来说，从外地进入上海的女性，大气，眼界开阔，自身素质极高。尤其是如今的国际女性人才大量流入上海，上海的本地女性如果不及时提升自身，就会被淘汰，失去价值。真正的上海女人会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城市的进步，在各个领域发挥她们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在中国的早期，关于上海女人的情况和现在应该差不多，我们的许广平先生应该就是属于第二种。她是把自己和上海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位。 她扬弃了上海女人“花瓶式”的招牌形象，也没有那些留过学、干劲十足、一脸严肃的 “女强人”行为，更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流行的“广告女性”的特征；而有任其自由呼吸的事业空间，有女性温柔、娇媚、精干的特质，有上海女性特有的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机缘巧合 许广平, 笔名景宋, 广东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1918年, 许广平进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 1919年，许广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 曾发表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 1923年，许广平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 她的思想不断提高。她以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 成为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骨干, 曾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 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这时, 许广平还热忱支持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 经常帮助鲁迅校对和抄写稿件, 并积极为鲁迅创办的《莽原》周刊撰稿。 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为笔名, 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 发表了《同行者》一文, 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 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 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 与鲁迅携手同行, “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1926年8月, 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 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也到了广州, 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 许广平任他的助教。4月15日, 广州的反动派进行了反革命大屠杀。腥风血雨笼罩了广州城。鲁迅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跟他形影不离的许广平也和他一起再度漂泊…… 上海新生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开始同居生活，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他终于逃出来了。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举动。鲁迅于1934年12月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所题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1927年10月3日, 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其实，对于上海，鲁迅从来都不喜欢，来到这里，只是在无奈中的选择。也许他自己都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自己一直排斥的城市，容纳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个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兵荒马乱来说比较安宁的环境进行自己的创作。他专心地从事自己的写作，继续用他那如匕首的笔揭露那个黑暗的社会。在这之前，许广平其实是有自己的工作的，许广平欲去大学任教，可又考虑到鲁迅昼夜伏案，身边离不开一个好帮手，遂放弃应聘，全身心地支持鲁迅写作。这样，她一方面照顾家里，一方面还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她觉得自己应该更多地为鲁迅的创作提供环境和机会。于是，为了支持和帮助鲁迅,许广平毅然决定辞去所有工作，担起相夫教子的职责。这样的角色转型对于此时的许广平而言，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相反，她在这个过程中还从鲁迅的身上学到了很多面对生活的决心和信念。此后，她不但一边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 还在空闲的时候替鲁迅查找有关资料, 抄写稿件,与鲁迅共同校对译著等。一个很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许广平的功劳由于得到许广平的全力支持, 鲁迅后期10年的著作成绩, 远远超过了以前的20年。为了纪念许广平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 鲁迅在发表自己的译作时, 有时特意用“许霞”、“许遐”的笔名。鲁迅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灾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 在上海的时间里，鲁迅忙里偷闲，陪许广平到杭州度过了迟到的蜜月，并趁机寻访了杭州的另一个“鲁迅”。假鲁迅对鲁迅的敬仰和模仿，使鲁迅既感动又悲哀，原先的愤怒最终化为怜悯。在西湖边，鲁迅和许钦文等巧遇正在写生的青年画家陶元庆。陶元庆将刚出版的个人画册送与鲁迅，鲁迅看后十分喜欢，并建议陶元庆推广版画，因为当下的形势需要这种“武器”。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几年，鲁迅常对朋友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2楼，许广平在3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投下了阴影。但上海的9年生活，虽然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相敬中有过伤害，却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美好岁月。

上海情感——许广平(2)

正是在那时的上海，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周海婴。 社会活动家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这种夫妻合作、幸福美满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3年的时间。 1930年, 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人士的高度紧张。鲁迅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许广平曾多次陪同鲁迅外出避难。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与世长辞。 许广平悲痛之余，还要照顾年纪尚小的孩子。对于她而言，更多的是悲痛和愤恨。她自己也是一个革命活动家，她知道自己的爱人所从事的是刀口舔血的事业，但是她仍然不能很快接受这样一个惨痛的事实。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伤心之后，许广平终于从伤痛之中转醒过来。她决定要坚守鲁迅生前的使命，完成鲁迅的未竞之业。她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 于同年4月出版。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及《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书。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 留在上海未走。1938年4月, 她编成了《集外集拾遗》。同年8月, 由胡愈之发起, 许广平、郑振铎等20人组成“复社”, 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资助下, 编辑出版了600万字的《鲁迅全集》（20卷本）。同时, 许广平大无畏地投入了抗日斗争。她积极为抗日将士募捐日用品、药物和其他慰劳品, 还为《上海妇女》、《妇女界》、《上海周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报刊杂志撰稿, 并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为了寻找上海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 日本宪兵于12月15日清晨逮捕了许广平,对她严刑逼供。在一无所获后, 1942年3月1日，又不得不将许广平释放。许广平遭此迫害，双腿已不良于行, 头发白了许多。 1946年秋, 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资助下, 许广平将已经征集到的鲁迅书信手稿和抄件800余封整理出版了《鲁迅书简》。接着许广平又秘密北上, 整理鲁迅北平故居的手稿和藏书, 并会见了中共驻北平办事处的叶剑英等人。1947年许广平担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积极为《民主》周刊等撰稿。这时,她与上海学联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不仅对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表示了道义上的声援, 而且还多次慨然捐款。 外地女人的海似情缘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18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21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备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她作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这个自己虽然不爱但却无辜的女性。 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当时，她跟鲁迅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作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情投意合，像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30多小时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坐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向许广平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se彩的小说——《伤逝》。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上海情感——许广平(3)

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忘年之恋 许广平不是在上海出生的女人，但是她的秉性里却似乎流淌着上海女人的血液，她的感情犹如上海女人的生活一样充满了神奇和不可思议。她和鲁迅不是在上海才认识的，他们曾经是师生。在那个年代她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是遭到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这段忘年恋情却是上海这个当时的烟花之地所最熟悉的。因此，她的这段浪漫的感情故事也应该算是她上海情缘的一部分吧。 许广平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她对这所学校很满意。当时的校长是许寿裳，由于许寿裳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又是知交，因而女高师和北大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北大教师到女高师兼课，所发讲义也和北大一样，北大每有学术讲演也允许女高师学生参加听讲。在许广平就读的国文系，北大教师前来兼课的就有马裕藻、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等。 许广平是在1923年二年级时，才开始学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门课的。 开学第一天，对于这位写小说的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学生们都怀着“研究”的好奇心。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已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注意到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她一向以为这成语有点夸大，看到这头发，也就恍然大悟了。先生那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肘弯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丁，闪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上也满是补丁。 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字时常从讲台跳上跳下，那些补丁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然而，当他以浓重的浙江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以后，全教室却肃静无声了。从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把大家紧紧地吸引住了。他常常在讲义外，讲一些例子，而在关键之处，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的一点，引发全教室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下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特别短。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他人已不见了，像刚才的一闪而进那样又一闪而去了。“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地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多少年后，许广平对于那第一堂课依然记忆犹新。 后来，学生们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许广平就是敢于淘气和放肆的一个。她坐在第一排，好提问题，有时竟打断先生的话。但鲁迅认为她聪明，肯动脑子，有才气，对她颇有好感。 听了鲁迅一年多的课，1925年3月，许广平很想给平时严肃而又亲切、熟悉而又毕竟陌生的鲁迅先生写信。学校里有些动荡，加上再有一年她要毕业了，有一些问题和苦闷，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点。这事她与同学林卓凤说了，林君为她壮胆，很赞成她写。 这第一封信她终于在3月11日写成。她用蘸水钢笔、黑色墨水、直行书写，认真地誊抄一遍，并郑重其事地设法在当天送到了鲁迅手里。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课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 信送出后，许广平很有点忐忑不安。26岁的她，平时晚上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而这夜她却辗转反侧。对于学校中的种种现象，她认为是教育的失败，是青年的倒退。她“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对于这些责问和要求，先生或许不会恼怒，但他很忙，他会允许收下这么一个“无时地界限”的随时加以诱导的学生么？她还认为，“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不像嚼苦果、饮苦茶还有一点回味。信中她竟提出“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对这样的问题，先生是否会一笑了之，不予回答……不意3月13日一早，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这个近乎玩笑的称谓使她绷紧的心弦一下就松弛了。鲁迅的信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关于“加糖”的问题，鲁迅也写到了“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先生写得这么平易近人，使她的忐忑不安顿消。 一看信末所署日期，和她发信是同一天——鲁迅是接到信后就连夜写这封长信的。她深为感动。

上海情感——许广平(4)

感动之余，许广平立即写第二封信。首先她要问的是“广平兄”三字的含义。鲁迅仍然很快就复了信，对她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但信的开头却是对于“广平兄”称呼的解答。他说“旧日或近来所认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 鲁迅说过他们的《两地书》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他们在开始时，就是那么地毫不生疏，那么地不需客气，那么地亲密无间…… 从许广平给鲁迅写第一封信之日起，已一个月了。一个月中，她给鲁迅写了6封信。鲁迅几乎是每接一信当天即复。当年北京城内一封信的邮递是三天，写信又得找空余时间或晚上，可见一月内6封信已是很高的密度。何况鲁迅每周去上课一次，许广平坐在第一排，必然见面。 许广平希望老师“无时地界限”地加以诱导，鲁迅并不表示拒绝。 她决定上他的家去。第一次去，她邀同学林卓凤同行。这就是鲁迅日记1925年4月12日所记“下午小峰、衣萍来，许广平、林卓凤来。” 许、林到西三条胡同鲁迅家时，由女工来开门。这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正屋坐北朝南三间，中间一间是全家吃饭、洗脸和会客之地，后面向北延伸的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灰棚，就是鲁迅的书房兼卧室。平顶灰棚的北面上半截全是玻璃窗，窗下是铺板搭成的单人床。床东边是几只叠着的旧箱子，再就是旧写字桌，旧藤椅，一只书架，书架前一幅旧针织品遮着。箱子上面的墙上，挂着司徒乔的素描炭画《五个警察和一个o》（o是孕妇的代号）。写字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日本人（藤野先生）和一张俄国人（安特莱夫）的照片。床西边是茶几和木椅，墙上是一幅水彩画，一幅图书封面画，一副对联。正在灰棚内与鲁迅谈天的李小峰、章衣萍见有女学生到来，就告辞而去。 往日想像中十分神秘的先生的工作室，原来如此！它与“满天星斗”的衣裤一样，是那么简朴和寒酸，但又有文化氛围，体现着先生的追求和爱好。北窗外是小园，她们去看了，那里种着花木，养着鸡；墙外的两株树，大概就是鲁迅在《秋野》中写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给她们泡了茶，又从那多层的书架上拿出一个灰漆的多角形的铁盒子，给每人一块沙琪玛。女学生第一次来，并不太拘束，谈了一阵学校里的人和事，就告辞了。她们还要赶回学校吃晚饭。 从“广平兄”的称呼到信中的“智力测验”，使师生间的感情不断贴近。或许，老师正是有意或无意地给学生的生活增加她提出的“甜味”。 在与许广平结识、相爱之前，44岁的鲁迅虽有名义上的妻子朱安，但一直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作一世牺牲。是许广平对他的敬仰、理解乃至热爱化开了他封冻已久的心田。从1925年3月11日他们开始通信，一直是许广平以自己的勇敢和坚定打消了鲁迅的种种顾忌。而最终，鲁迅也终于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有“小鬼”、“害马”之称的许广平。 蒋锡金先生所写《长怀许广平先生》曾经这样描写过许广平她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自愿的牺牲，并不是受了什么恳请或逼迫；作为一个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先锋，并不以牺牲为满足。因为牺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自己独立价值的否定。如果是完全的、绝对的否定，就与封建的妇道没有明显的区别了。但许广平毕竟是许广平，即使牺牲的意向已定，仍然要保留她自己的某种独立性。 许广平与鲁迅也有普通夫妇之间的那些“非神化”的关系。虽然他们相爱甚深，然亦不无矛盾。但是他们至死都很平静，并不像一些浪漫主义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热烈。相对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广平而言，这些资料是不够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印迹可以找寻。所以，对于许广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理解，永远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

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1)

在一本《摩登时代》的书中，有孟小冬一帧30年代的精巧小照。 照片上的她捧着时新的鲜花，前额是未婚女子流行的齐齐的刘海，眉目之间有股英气蕴藏，不能说有多妩媚，但是端丽二字，是完全符合的。书中是这样解释这位传奇女子的“出现了上海著名女老生先嫁梅兰芳,离婚后又下嫁杜月笙这样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所以，对于这个新闻背后的这样一个女子，世人无论给她什么样的评价，本身都已经超过了她自身的意义。然而，在浮华如梦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她的确曾存在过，而且留下了自己的惊鸿之影。 冬皇出世 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 1908年1月9日，上海天气冷得异常，风刮得特别猛烈，天空还不时飘着雪花。行人个个紧缩着肩膀。中午时分，在靠近法租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同庆街观盛里(今观津里）一条弄堂中的普通楼房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这个刚降生的婴儿不是别人，就是日后大红大紫，被剧坛誉为“冬皇”的一代名伶──孟小冬。 孟小冬出生于1907年农历冬月十六，因而取名叫小冬。她出身梨园世家，祖父老孟七文武双全，能戏很多，尤其是武戏有不少绝活，曾在太平天国时期英王陈玉成办的科班里教过戏。传说江南有不少独有的武戏，都是孟七带过来的。父亲孟鸿群，虽然是唱二三路小三的，但戏路很宽，曾与不少著名艺人配戏。孟小冬家学渊源，幼时就开始练功唱戏。启蒙老师是她的姑父仇月祥。他对她管教甚严，艺术上稍有差错，就会责打，这也促使她从小就打下了良好基础。她14岁就在上海搭班，在乾坤大剧场里唱戏。渐渐崭露头角，不久，她的名字就在上海传扬开来。 孟小冬的一生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她的名字之所以能够在戏剧史上留名，并不仅仅在于她的戏唱得好，还基于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孟小冬的崛起，为女演员在京剧舞台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她一跃而成为大演员后，深获舆论的赞扬;二是她与生命中的几个男人的离奇故事。 天才是天生的，这句话对于孟小冬而言几乎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从7岁开始，她就曾两次搭班去无锡演出。第一次演出了《捉放曹》，第二次演出了《斩黄袍》、《辕门斩子》和《逍遥津》等剧目。到1916年，9岁时正式向姑父仇月祥学习孙(菊仙)派老生。此后，她开始走上自己的戏剧天才之路。先后在上海、无锡、天津、北京等地演出《空城计》、《南阳关》、《探母》、《武家坡》、《乌龙院》等剧目。对于习惯了传统戏剧中的陈腔滥调的世人而言，扮相英俊、嗓音宽亮的孟小冬带来了一股清新独特的风气。在北京定居下来之后，她拜京剧音乐家、名琴师陈彦衡为师学习谭(鑫培)派唱腔，拜陈秀华为师，并得到名票王君直的指点，又与言菊朋一起切磋表演艺术。她在北京三庆园、新明戏院演出的《探母回令》、《击鼓骂曹》(仍由名琴师孙佐臣伴奏)，声名大震，被时人称为“冬皇”。 情到深处 就在孟小冬在上海崭露头角的时候，她随着师傅等人到了北京。在这里，她认识了梅兰芳，也开始了她的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1926年下半年的一天，是当时北平政要王克敏的半百生日。 当时王克敏担任财政总长，又兼银行总裁。既然是戏迷，他过生日当然要大唱堂会戏。这天，到会的可以说都是北平城内数得到的人物，其中也不乏名伶俊秀。风华正茂、名满京城的当红须生孟小冬，和举世闻名、众望所归的青衣花衫梅兰芳，自然均在被邀行列。 在酒席筵前，大家正在商量晚宴以后的戏，座中忽然有个人提议，应该让孟小冬和梅兰芳合演一出《游龙戏凤》。提议者说“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众宾客听了纷纷鼓掌，全体赞成！ 这是一出生、旦对儿戏，唱做并重。梅兰芳常演这个戏，并多次与余派名家余叔岩合作。而孟小冬呢，虽然师傅曾经教过这个戏，但在此之前尚未演过。这次出乎意外，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事先不知，原以为还是唱一出《坐宫》。现在想现排也来不及了，只好“台上见” ！ 所谓“艺高人胆大”，18岁的孟小冬，在从未正式登台演出过此戏的情况下，居然敢和梅大师“台上见” ！连她的师傅仇月祥在台下也为之捏把汗，担心把戏唱砸！其实早先的演员大多有这样的本事只要是按照老本老词演唱，循规蹈矩，一丝不苟，一句不改，双方都有一定的交代，再加上本身具有一定的舞台实践经验，也准能把戏演下来，绝不会僵在台上。 这天孟小冬是由师傅仇月祥替她化的妆，他将她头上的网子勒得比较高，这样看上去显得长眉入鬓，又带有点武生气。眼皮上的红彩抹得稍重一些，带点浪漫气息，觉得像旧时的军官，但又保住了皇帝的身份。孟小冬演来显得落落大方，非常潇洒。 演出的结果出奇地好，得到了在场的戏迷和观众的一致赞赏和欢呼。他们俩把剧中人都演活了，在当天与会的众多宾客朋友看来，却有着一种别样的情趣和想法，他们要看一看正值妙龄年华、情窦初开的孟小冬如何主动去调戏梅兰芳扮演的那个情窦初开的村姑。尽管小冬扮的皇帝戴着长长的髯口（胡须），而梅兰芳扮的是活泼天真的少女模样，但是观众心里还是把他们阴阳颠倒，当着舞台下的面貌来看待正德皇帝就是那位二九年华、楚楚动人的美丽姑娘孟小冬；而当垆卖酒的小姑娘李凤姐，还是那位怕难为情的美男子梅兰芳。因此台上梅孟表演戏耍身段（动作）时，台下简直是开了锅，人人起哄，不断地拍手，不停地叫好。尤其是梅兰芳的戏迷中的一些中坚分子，更是极其看好他俩的这段假戏真做。当时就有那么两位向提议者说“这确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成|人之美，亦生平一乐，你要是肯做点好事，何妨把他们凑成段美满婚姻，也是人间佳话。”其他的梅兰芳戏迷一听，还真的是一件两全齐美的好事，说不定等他们结成了这段姻缘，中国大地上就会出现一出真正的鸳鸯戏了。

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2)

当时在场的有一位叫冯六爷，是梅兰芳的顶级戏迷，而且与梅兰芳等名伶来往也比较密切。他见一些朋友不断地要求促?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