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颜往事第8部分阅读（1/1）

此以后生活又开始有了乐趣，他们不停地聊天，日子比起一个人的时候要热闹得多。他们时常结伴旅行，时常与老朋友聚会。汪孟立虽然不如disy的第一任丈夫那样精通各式流行花样，但却更真实。可惜几年后，汪孟立不幸死于癌症。从此以后disy一直独身，直到去世。 自从被打成右派以来饱受屈辱的disy，在68岁时被恭恭敬敬地请到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教英文。在这里她真正受到了一个优秀英文老师应有的尊重。 社会的变迁和生活的拮据使她不得不放弃很多已有的习惯。她不再有机会骑马、弹钢琴、打网球，取而代之的是挖河泥、挑水泥、洗马桶；她不再有机会穿着做工精良的裙子、旗袍，取而代之的是街上随处可见的蓝色的粗布衣裤；她不再有机会坐在豪华的餐桌前用成套的刀叉吃家里厨师做的菜，取而代之的是小摊上8分一碗的阳春面。但这一切并未改变她的优雅和她的品位。晚年的disy梳着一头卷得很整齐的银色短发，虽然穿的是颜色单一、款式普通的布衣裤，还是掩不住她一举一动流露出来的优雅与高贵。没有了贵重的美式烤箱，她仍可以用铝锅蒸出美味的蛋糕，仍可以用铁丝烤出松脆的面包片。她一直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她的朋友知道她的喜好，所以经常在看望她时给她带来国外带回来的蛋糕、巧克力。瑞士巧克力仍然是disy的最爱。 经常有朋友劝disy写自传，记录下以前的生活，她也曾为此特意上了老年人写作班，规范自己的英文。但她最终也没完成那些回忆录，因为每每回忆起以前苦难的生活她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抱怨，而乐观自信的她不爱抱怨。 晚年的disy独自生活在上海的一间小屋子里，靠给别人补习英语的微薄收入维持着清贫的生活。她没有依靠任何人——包括她在北京的女儿和在美国的儿子。她活得很庄严，这也许是她作为坚强的郭家四小姐的骄傲吧。 她曾经三次被送进医院，医生认为她有可能中风，可什么也没有发生。她的儿子中正多次要求接她去美国，可她宁愿独自在上海的小屋里等待着中风，也不愿意接受儿子的照顾，住在收费昂贵的病房里，因为独立的她一直否认儿女对她有赡养的义务。 她一生都没有成为别人的负担，一个人对别人要求得越少，才会越有尊严。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的主人，能自己当家做主，生命才会有意义。 1990年时，沃利曾经回来看望了她，不过宽容的她并没有提起自己的丈夫是怎么被他留下的手枪连累致死的。她认为沃利不是故意的，况且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天使离去 disy的生命在她90岁的时候画上了句号。那天的黄昏，disy独自上完了厕所后，躺在床上，轻轻说了句“我怎么这么累呀。”片刻后，呼吸困难，然后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只剩下墙上挂着的画中的雏菊仍然迎风开着。 “上帝啊，请给我永恒的和平……”葬礼在《安魂曲》的伴随下平静地进行着。遗像上她的目光充满了慈爱和勇敢，记录着岁月的脸庞上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美丽。墨汁未干的挽联上写着“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这幅挽联和充满了整个房间的哭声，传达着亲友们对这位始终优雅美丽的郭家四小姐的恋恋不舍和无尽思念。disy，你听到了吗？

“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1)

丁玲30岁那年，曾以其名作《莎菲女士日记》蜚声上海滩。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她出版了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 还参加左联主编了《北斗》，被誉为标准女性的楷模。 逆水行舟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在湖南临澧农村的一个姓蒋的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当过大官，也算得上书香门第。父亲叫蒋浴岚，中过秀才，辛亥以前曾一度留学日本。母亲叫余曼贞，常德人，虽算不上才女，但也会写诗作画，嫁到蒋家后也是温柔贤淑的好妻子。他们结婚6年后，丁玲出生了。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像很多农村家庭一样，蒋浴岚也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儿子，所以虽然生的是个女儿，他仍然给她取了个男孩的名字。丁玲还不到10岁的时候，蒋浴岚就病逝了，家里也随之败落。不久，蒋浴岚的遗腹子降生了，遂了他生前的愿望，是个男孩。30出头的余曼贞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常德，孤儿寡母，借住在丁玲的外婆家，日子逐渐拮据起来。住在外婆家时，舅舅的儿子成了年幼的丁玲最亲密的玩伴，他们两小无猜的亲密样子令外婆深为感动，说长大了就让他们亲上加亲吧。 当人面对困境时，往往可以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斗志和勇气。待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余曼贞当起了小学教师，一来为了教育子女，二来为了贴补家用。她后来还跟著名的革命家向警予结为至交，共同为实现男女平等、倡导女子读书奋斗。幸亏有这么开明的母亲，丁玲才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也为日后接受新思想打下了基础。1918年，丁玲的弟弟因为感染热病夭折了。坚强的余曼贞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终日以泪洗面。这年适逢丁玲小学毕业，母亲为了女儿的未来考虑，送她到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读书。在学校里丁玲不仅成绩名列前茅，在思想上也很进步。她经常和同学们参加游行、演讲等活动，还剪了辫子，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中来。暑假过后丁玲就转到了更为进步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学习，并得到了陈启民先生的教导，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同时，丁玲的写作才能得以发展，第一学期就开始在长沙的报纸上发表短诗。不久，校方解聘了陈启民先生，丁玲愤然离校，跑到长沙读书去了。她有一个叫王剑虹的女友带来了上海的一些情况，向她传输了进步的革命理想。丁玲顿时有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想法放弃即将到手的中学文凭，与王剑虹一同奔赴上海。 受“五四”精神影响，进步的丁玲不顾舅舅一家的反对，靠着母亲的支持，于18岁的时候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踏上了崭新的人生旅途。 1922年，丁玲与几个同学乘轮船的三等舱冒险来到了上海。在沈从文先生的《记丁玲》中是这样描写的 几个人到上海的目的，似乎是入上海大学，那时节的上海大学，有几个教授当时极受青年人尊敬，目前还为世人所熟悉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她们一到了上海，自然在极短时间中就同他们认识了。如果不是年龄太小、程度不及，便是还有别的问题，她们当时却只入了平民学校。 按照蒋家当时的规矩，孩子出省读书可由族里补给一些学费，但族长以“丁玲是女孩子”为由，拒绝给生活艰难的母女提供帮助。丁玲一气之下把名字改为冰之，废姓以蔑视传统意识。日后终因没有姓不方便而随意起了“丁玲”这个名字。不久以后平民女学被迫违背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办学理想，丁玲甚感失望，半年后便离开了学校，和至交王剑虹去了南京。她们一直住在一起，勤奋自学，日子倒也平静。第二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闯进了她们的生活，并且和王剑虹恋爱了，成了她们宿舍的常客。思想进步的瞿秋白和她们谈文学，谈社会，谈人生。他的学识、思想、才华、文学造诣都给年轻的丁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与他们同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看着眼前这对幸福甜蜜的小夫妻，丁玲不可避免地产生忌妒心理。但这种感觉也并未对她产生太多的影响。她把王剑虹当成形影不离的挚友，对瞿秋白也是十分敬佩。然而，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她被迷茫、矛盾、痛苦纠缠着，特别是挚友王剑虹不幸去世，更是使她悲痛万分。对于未来，她怀有远大的梦想，却不知道怎样实现。“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青年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地住在北京了。”这是对她那段心理的真实写照。孤寂而迷茫的她不顾战事的激烈和白色恐怖的威胁，毅然北上…… 爱情之旅 来到北京后，丁玲准备继续学业，投考美术学校。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朋友那里结识了胡也频。虽然也曾用心准备考试，但她终究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回忆这几年的蛰居生活，她想起了已逝的亲友,远在湘西老家的母亲，抑制不住的感伤和惆怅涌上心头。正在此时，一个极富热情、正做着文学之梦的流浪青年向她孤独的心灵走近，并用一种很浪漫的方法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这个青年正是之前见过面的胡也频。他知道丁玲痛失爱弟后，就用一个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的玫瑰，并在花下写着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托人送给了丁玲。照理说如此浪漫又体贴的表白方式，本应是成功率很高的。可当时她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所以并没有接受他的爱。不久就回了湖南老家，同时也为这段感情经历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2)

折翅而归的丁玲心中是难以抑制的失落和忧伤，充满热情、满怀理想的青年在社会的重压下早已疲惫不堪了。但如果她如此轻易就放弃理想、放弃信念也就不会有日后的丁玲了。虽然现实生活不如意,未来的生活更是难料，但她仍像一艘准备就绪的航船一样，待到时机成熟仍要扬帆远航。 胡也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送去花束但没有得到回音的他已陷入了痛苦的烦乱之中。但生性勇敢而执拗的他面对真爱怎会轻言放弃？他要用他的温柔、他的执著和他不懈的努力敲开丁玲紧闭的心扉。 终于，这段温馨浪漫的故事在常德上演了。一天，当穷编辑胡也频蓬头垢面地站在丁玲母女的面前时，他终于开启了丁玲紧闭的爱情之门。他的不顾一切，他的不远万里，他的日夜兼程，他的勇敢热情深深打动了丁玲的心，他得到了丁玲一家的热情接待。也正是从这时，丁玲才了解到胡也频苦难的家世和一个漂泊者的痛苦经历。 地处湘西的常德没有都市的烦闷和喧嚣，到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仿佛人间天堂、世外桃源一样，这里成了这两个漂泊青年理想的栖息之地。古老的常德城垣，迤逦的沅水河畔，都留下了他们相伴相随的脚印。他的开朗和热情给了丁玲无限的慰藉，同时，他的困苦和漂泊也激起了丁玲心中的怜惜之情。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感情让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融为一体，他们的爱情也在这片自然淳朴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丁玲和胡也频渐渐从失落、忧伤中振作起来。“翅膀的命运是迎风”，尽管常德的生活幸福而悠闲，但他们命中注定要为追逐理想而生活，所以，他们到了不得不离开这人间仙境的时候了。尽管对于这里有万千不舍，但他们还是毅然来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靠着微薄的稿费，生活过得简单而又纯真，就像小孩子们过家家，虽然贫寒却过得十分温馨。她有着“五四”时代女性对爱情的理想色彩的精神追求和浪漫情怀。她与胡也频纯洁的爱曾被人误解，她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曾说 1925年暑假，胡也频到了湖南。我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结婚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做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然应该要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胡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保持自由的幻想。 在丁玲放弃单身前，他们纯洁的爱情也出现过危机。 “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冯雪峰）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丁玲语） 她被这位才华横溢的“湖畔”诗人深深地吸引了。她面临着艰苦的抉择，一边是第一个令自己真正心动的人，另一边是与自己同居多时的，有深厚感情基础的人。是该向左走，还是该向右走？到底幸福在哪边？不久后冯雪峰离开北京南下，丁玲和胡也频也先后追随他来到了美丽的杭州西湖。 经过了艰苦的思想斗争，她的理智战胜了情感。她最终还是选择守护那段来之不易的与胡也频建立起来的坚固的情感，而放弃了那令她刻骨铭心的爱恋。很多时候抉择固然痛苦，但总强过无休止的感情的纠缠和伤害。三人风波的平息，无疑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缘于雪峰的退避和也频的谅解。 这场感情风波结束后，他们的生活稳定下来，并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了追求理想上。回到上海后他们夫妇与沈从文在萨波塞路204号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名叫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与此同时，受普罗文艺和马列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思想逐渐左倾。 好景不长，1929年底，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红黑出版社因为诸多原因倒闭了。为了偿还债务，胡也频经朋友介绍于第二年冬天，只身奔赴山东济南高中教书。年轻的丁玲虽然人仍留在上海，但心已经随着丈夫去了山东。一个月后，丁玲终于忍受不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来到了济南与丈夫一同在济南高中宣传普罗文学，宣讲马列主义。没想到他们却因为宣扬这些“反动思想”而被国民党山东政府通缉。好在有进步教师的帮助，他们离开山东，逃回了上海并且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当时的丁玲已有身孕，并没有参加“左联”的实际活动，但思想进步又怀有满腔热情的她用自己的笔为“左联”作贡献。由于胡也频献身革命事业，稿费微薄，这个时期是他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当她生下孩子胡小频出院时，他们已经身无分文了。可在他们看来，这种两个人相濡以沫的日子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快乐、更充实。 革命的道路充满了危险。这天早晨，胡也频外出开左联执委会，并与丁玲约好回家吃午饭。可直到天黑，丁玲母子都没有等到胡也频回家的身影。她曾试着把一切情况都往好处想，可一切好情况又都不能使她的心镇定下来。她发疯似的跑出了家门，在被暗雾笼罩的街上狂奔。经过了几番周折，她还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连确切的消息都没有得到。望着熟睡中的对即将发生的灾难一无所知的孩子，丁玲的泪水再也无法止住了。这一天是1931年1月17日。在这之后的几天，丁玲顾不得产后还没恢复的身体，在沈从文、王会悟、李达等朋友的帮助下四处奔走，想尽一切办法，但还是没能把胡也频救出来。其间丁玲只在一次探监时见过一次他的侧影。他们通过几次信，信中的胡也频坚强而乐观，还常常安慰丁玲不要为他担心。

“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3)

由于胡也频涉及的“东方旅社”事件属重案，虽然丁玲多方求助，但各方均表示无能为力。2月7日是中共党员、京汉铁路工人领袖林祥谦殉难八周年的纪念日，也就是在这一天，胡也频等30余位革命英雄在一阵枪声中倒了下去，上海龙华荒郊刑场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这天丁玲正在赶往南京找营救的办法，三日后她收到了“年轻的爸爸”在殉难前写给“年轻的妈妈”的信，信中写到他在牢狱里的生活情况，并表示不会让青春在狱中白白度过，他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坚持写作，要她不要脱离左联，鼓起勇气，克服一时的困难…… 丧夫之痛对丁玲的打击很大，但坚强的她是不会就此畏缩的。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与革命中去，她在沈从文的陪伴下狠心送走了年幼的儿子。回到上海后，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也频的遗著，更显示了她复仇的决心。 为了替亡夫复仇，她要求到江西苏区完成烈士的遗愿。不久，组织上找丁玲谈话，决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丁玲没有任何退却，她听从了组织的分配，她的笔带着复仇的怒火,像一把把尖刀刺向敌人。 在胡也频牺牲后，冯雪峰来安抚过丁玲。随着丁玲参加《北斗》的编辑工作，她与冯雪峰又有了更多的交往，深埋于心中的爱情又复活了。然而当时，冯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理智地对待这种情感。丁玲写了两封信，但理智让她只把痛苦深置于心，没有将信递给雪峰。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从此以后冯雪峰总在关心着丁玲，关心着她的创作。他总会在丁玲创作的紧要关头，撰文给予极为中肯而又实事求是的品评，以便她能在创作的路上走得更顺利些。这种崇高的情怀和绝不以个人情感的满足为目的的态度令我们钦慕不已。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肩负着赡养老母和照顾幼子的重担，生活的重压使她疲惫不堪。 一次偶然的机会，丁玲结识了一位名叫冯达的年仅26岁的翻译。他身材适中、温文尔雅，是个不卑不亢的书生型青年。从采访中冯达第一次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艰难。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位真实而伟大的女性屹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世界中。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爆发一样。 无论是出于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而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日子久了，丁玲慢慢接受了这个沉稳而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因为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 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丁玲对爱情有了更加深刻也更加成熟的认识“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有些太陈旧了。一个25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 信任就是信任，怀疑就是怀疑。她认为是冯达出卖了自己才使得自己被捕入狱，就把自己的感知直面道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于爱情也是一样。可以说，不敢于直面与正视惨淡人生与淋漓鲜血的人，也同样不敢于直面与正视自己的感情。应该说，丁玲是那个时代女子中的一个真的“猛士”。然而这次婚姻却结出不幸的果实，使丁玲由“文小姐”转变为“武将军”，在半个世纪中总被政治阴影所追随，直至离开人世。 莎菲——丁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30年代是个新人辈出的时代。作为其中突出代表的丁玲被矛盾先生评价为“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作家。尽管当时的语境是如火如荼的“革命”，但丁玲早期的创作延续的仍然是五四落潮期“个性解放”幻灭的思绪，关注女性的命运。 丁玲从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享誉文坛。1955年以前出版的作品有《跨到新时代来》、《延安集》、《欧行散记》、《到群众中去落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1980年以后出版有《丁玲近作》、《丁玲散文集》、《丁玲短篇小说选》、《丁玲中篇小说选》、《丁玲戏剧集》和文艺论集《生活·创作·修养》、《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以及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的代表作，初版于1948年。

“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4)

在她的众多作品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算是比较特别的一部，因为这是她凭“欲望”和“冲动”写出来的成名作。莎菲是乘着个性解放的风潮走出家门的知识女性，走上社会后，她发现并不能寻找到自己的理想，甚至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好朋友只能在生活上关照却不能理解她，异性的朋友又令她失望——苇弟这个大男孩只会每日将泪水洒在她的手背上，凌吉士漂亮迷人的外表下掩盖的是庸俗龌龊的灵魂。 初登文坛时，丁玲就被认为是“另类”女作家，她写作只是因为“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我是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写作的”。（选自丁玲著《我的生平与创作》） 丁玲一生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始终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类”命运中轮回着，以至于她自己也承认“莎菲就是丁玲，丁玲就是莎菲”、“莎菲是个坏女人，丁玲就是坏女人”，似乎丁玲真的是那个有表现欲、领袖欲还爱嫉妒的莎菲！ 她的另一部成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曾得到冯雪峰艺术上的充分肯定，说它是由深刻的思想形象、诗的情绪性格和生活的热情所编织成的一幅完整、辉煌的美丽油画，是一部反映土地革命的史诗式的文学作品。丁玲因此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 丁玲说过“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丁玲著《我的自传》） 似乎由《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再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过程，便是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成为真正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艺术上的标杆，也是革命现实主义“征服”的胜利，即她在小说中指出的“农民的真实的历史性的胜利”。 人生无悔 如今有人再走过虹口区昆山花园路7号那幢挂有“丁玲寓所”牌子的老房子时，还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奋斗一生的另类女作家？与胡也频相爱，她投入自己的真情用心爱了，可惜竟落了个阴阳两隔；与冯雪峰相爱，她矛盾过、斗争过，还是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爱恨交织，终身为政治所累；晚年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有此人相伴,一生无悔。1986年3月4日，82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向丈夫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

此生苍茫——浦熙修(1)

嘉定为文化之邦，重教重文之风兴盛，历代人才辈出。仅明、清两代就产生进士（其中有状元3名）、举人710名。近代以来，嘉定涌现出不少杰出人才。而谈到人才，就不得不谈到“浦氏三姐妹”之一的浦熙修。 浦熙修的名字现在已经很少人提及了。繁华过去铅华落尽的时候，最易忘记。忘记是种错误，所以我们应该记住她。 浦熙修是位记者。在中国近现代的新闻史上，浦熙修的名字是与几次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国共谈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了浦熙修对那段历史的记录，才使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呈现出完整的形态。 转折前夕 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吏家庭。 浦友梧——这个家庭的当家人，在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那么多年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可是，当看着自己的儿女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责任感又油然而生。于是，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他独自一人来到北平，希望可以凭自己还算壮实的身板为全家操持一份简单的家业。他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交通部找到了一份会计科员的工作，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外边做个小官吏养家，对他而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别无所求了。 黄庵岫是这个家庭当家人的另一半，是一位勤俭刻苦的家庭妇女。她的存在，似乎就只为了家庭。她不识字，也不懂任何的繁文缛节，她的心思都只在操持家务上。拮据的家庭，让她为了积攒几个零用钱而不得不常常在油灯下做针线直到深夜。浦熙修的到来，对于一个本来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是一种负担，但是对于一个安于贫困且从不失望的家庭而言，又是一种家庭的温馨。 1917年，已经7岁的浦熙修在母亲黄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洁修一起到了北平。那时的北平，正是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地方。开始的时候，父亲的薪水还可以维持一个小家庭的正常开支。但是到了后来，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安修之后，一个小职员的薪水要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就显得不容易了。为了多赚点钱维持生计，父亲一度又舍妻离子，到唐山和友人合股开矿。但是一介书生的他毕竟不是生意场上的“状元”，不久就以失败收场，还背上了一身的债务。不得已，他只好把家乡的地产典押出去以填补亏空。 不过，到了北平，对于从小就聪明的浦熙修而言，倒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毕竟，北平有着当时最好的教育条件。到北平不久，她就考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简称女附小）读书。那时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看，右看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她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在同班同学中，她跟苏州来的一个比她大一岁的老乡成了好朋友，这对于在北平人生地不熟的浦熙修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份友情一直持续到她们的老年。小学毕业后，初中和高中她们又在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简称女附中）同学。那时高中文理分科，她们进了理科班。 浦熙修念完高中一年级，家里为了供给她和洁修的学费，早已捉襟见肘，父亲母亲还为此吵过很多次，每次交学费都是家里的困难日。因此，有责任心而又倔强的浦熙修读完高一就辍学了。她觉得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学点什么，而且自己也想学得一技之长以谋生。她希望去学美术。对这件事情，父亲倒是很赞成，除了让她进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之外，还特别请了一个画家朋友来教她。学画的第二年，正好洁修的一个同学要离开北平，那人在女附小教书的位置要找人接替，就把熙修找去了。于是她就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学她的画。女附小是国立小学，她刚去时，月薪50元，第二年增加到55元。她实现了渴望的经济独立，这年她17岁。50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了，可是她用得很少，而是把钱存起来，准备考大学。 1929年夏天，原来同班的那个好友已经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浦熙修非常羡慕，就也拿着京华美术学校的文凭去试着报考女师大。原来学的是理科，中间停了两年，怕不容易考了，就报考了中国文学系，居然考上了。然而不幸的是，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那时，父亲孤身一人在南京工作。就靠姐姐洁修负责几个姊妹的生活，经济非常拮据。熙修不得不一边上大学一边教小学。她累得害了很重的胃病。从大学二年级起，她辞去了小学的教职，只兼着教中学的几个钟点课。浦熙修从小就心灵手巧，姐弟几个的毛衣、裤、袜等都是她织的。 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后来几经奔波，她终于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从此结束了她求学的历程，开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个。 一生的际遇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浦熙修之所以这么早结婚，据她自己和好友后来的回忆，是因为她希望早点有个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多一个人来照应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家庭。或许也正是这种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原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失败。

此生苍茫——浦熙修(2)

从小学到大学，浦熙修上的都是女校，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跟男孩子同过学。少男少女的心思，再加上家庭的环境所迫，使浦熙修对于第一个有机会同自己亲近的异性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也寄予了自己最诚挚的感情。她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不太长时间的交往中，他们都没有去深刻地研究对方的性格、志趣等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在他们的眼里，对方无疑都是优秀的。这时的浦熙修，完全沉浸在一种婚姻的幸福感之中了。1933年末，他们的女儿冬林出世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大学毕业了，当了私立志成中学的国文教员。那时姐姐洁修已经去德国留学，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落在了她的肩上，自然，弟弟妹妹也就住在了熙修家里。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 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1930年由陈铭枢出资40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陈铭枢语）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铭枢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王礼锡到“神州”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原来的出版社进行改革，并“招兵买马”，聚集了在北平、上海、日本的许多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到出版社担任一些职务，并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尤其是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或许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当时的神州国光社虽然是由陈铭枢个人投资所办，但它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当1933年11月22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11月30日，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被当地的一些暴徒捣毁，外地分社也纷纷被查封，所有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为是出版社的成员而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来不及拖家带口，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由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希望自己可以支撑这个大?br />